“老头儿”汪曾祺三杂

三杂者，吃杂食，看杂书，写杂文。

这里说的杂文，不是鲁迅写的那种杂文，而是杂七杂八，不入正体的文章。三杂之间有一定联系，吃杂食，看杂书，多与写杂文有关。

爸爸自称是个杂食动物。许多人从传言或是爸爸的文章中，知道他是个美食家，但是了解他是个杂食家的并不多。爸爸生在高邮，以后住过昆明、上海、北京，还跑了不少地方。对各地的吃食他都很有兴趣。都想品尝一番，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他为在江阴上高中时没有吃上河豚遗憾了六十年。他去内蒙，专门要试试生吃羊肉。他晚年去云南，就想尝一个傣族的苦肠———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，傣族人生吃，做调料，蘸肉。这玩艺我们想想都害怕。可惜，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接受不了，只给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，让他很不过瘾。

爸爸的杂食，是平民化的杂食，不是有钱者的杂者。他对熊掌、山瑞、鹿唇、猴脑之类的不感兴趣（感兴趣其实也吃不着），他所着意的是一般百姓的“吃儿”。爸爸在剧团上班时，经常跑到附近的小饭馆，吃碗卤煮火烧，来上二两酒。到了外地，也四处寻摸各种杂吃。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，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，非要和贾平凹到街头的小饭馆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，最后相中了老友面，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。以后两人一走进小馆子，贾平凹就高叫一声：“两碗老友面！”爸爸对贾平凹印象不错，除了觉得他有才外，还因为两人曾经是“面友”。

在家里，爸爸也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：麻豆腐，炒疙瘩皮，羊头羊蹄，热汤面就臭豆腐……全是北京过去平民吃的玩艺，上不得大雅之堂。别的犹可，煮羊蹄子可是实在让我们接受不了，味太大。可“老头儿”不管我们的抗议，依然照做不误。爸爸做这些吃食有瘾。头几年，市面上还没有爆肚卖，他为了吃这口，自己买回生牛肚，一会儿加碱一会儿用面一会儿又添醋，吭吃吭吃洗上半天。好容易洗干净了，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，只留下中间的部位，然后自己配制调料。这通折腾，没有两三个小时拿不下来。最后，满打满算能爆出一笊篱，还嚼不烂。爸爸倒是吃得津津有味，用他的假牙用劲磨蹭，一边还说：“爆肚就是不能嚼得太烂。”有这回事？

爸爸去世后，原来在东安市场摆摊的爆肚冯重新开业。听冯家第三代传人冯国明先生介绍，羊肚有八个部位可以爆，牛肚四个，有些部位爆后就是嚼不烂。看来，爸爸还有些道道。

爸爸的口味也很杂，酸甜苦辣咸照单全收。他原来不吃苦瓜，上大学时因为吹牛说没有不吃的东西，结果被一个诗人同学整了一下，请到饭馆连点三个苦瓜，凉拌苦瓜，清炒苦瓜，苦瓜汤，爸爸咬咬牙全吃了下去，从此便吃起了苦瓜。我们家餐桌上有苦瓜的历史总有三十年了，自北京开始有苦瓜卖时就吃。80年代初期，汪朗把从工厂工友那里学会的四川的夹沙肉，给家里演示———用肥膘肉，煮半熟，切大片，两片不切通，内夹红豆沙，将肉在碗中码齐，上覆拌好红糖的糯米，然后上笼蒸至粑烂，吃时加入适量白糖。做出后大家都不敢下箸，大肥肉，甜吃，听着就吓人。待到一品尝，却无人不说好吃。爸爸一边嚷着：“不能吃了，再吃就要死了”，一边筷子又对着一块肥肉扎下去。

爸爸的杂食性，对他的文学创作多有裨益。

他曾经写过一篇小说《金冬心》，说的是扬州一盐商请客行酒令时，一不留神自己瞎编出了一句令词“柳絮飞来片片红”。柳絮本白色，何来片片红？盐商正下不了台，金冬心现编一首诗托为元人所写：“廿四桥边廿四风，凭栏独忆旧江东。夕阳返照桃花渡，柳絮飞来片片红。”不但解了盐商的围，还显得该人很渊博。事后，金冬心当然少不了一份厚报。爸爸觉得金冬心确实有捷才，但是这种帮闲只能算是“斯文走狗”，于是就这件事写成了一篇小说。

爸爸把不少吃过的见过的听过的东西都写入了文章：《食道寻旧》、《五味》、《肉食者不鄙》、《鱼我所欲也》、《故乡的野菜》……他写过《吃食与文学》。

除了爱吃杂食外，爸爸还爱看杂书。

爸爸去世后不久，一家无聊小报登了一篇文章，说是汪曾祺的子女要把他藏书捐给现代文学馆，而且还有几家报纸转载了。弄得现代文学馆不知所措，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件事，于是打电话到家里询问详情，表示如确有此意他们定当安排。我们哭笑不得，这纯粹是瞎掰，半点影儿都没有。倒不是我们不想捐书，是爸爸实在没有什么可捐之书。

一般人可能觉得，汪曾祺是“最后一个士大夫”，是“学者文学”的代表，家中应该藏书甚丰，还得有不少孤本善本。其实，全然不是这么回事。爸爸的藏书实在是可怜。“文革”之前，我们家里的书满打满算不到一书柜。他说过，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鲁迅、沈从文和废名，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。可是家里《鲁迅全集》只有第一卷，沈从文作品只有195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选集，废名的作品则一本没有。契诃夫的小说集倒是全的，这在爸爸藏书中是少有的，阿索林写过什么我们则一无所知，因为家里没有他的书。家里的书很不成系统，有几本苏联的少数民族的史诗，什么《沙逊的大卫》、《虎皮武士》，大概是爸爸在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时买的，有闻一多的两本选集，一本是《神话与诗》，一本名字忘了；有几本外国小说译本：梅里美的《嘉尔曼附高龙巴》（嘉尔曼即卡门）、《哈代短篇小说选》，还有丹麦、瑞典的不太有名的作家的短篇小说集。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家里基本没有。爸爸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，介绍中国古代法医断案的《洗冤录》、介绍古代陶瓷的《景德镇陶艺录》，还有《盐铁论》、《梦溪笔谈》、《癸巳类稿》、《十驾斋养新录》等等，大都是在张家口劳动时买下的。“文革”之后，重印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和古籍，家里这些书才多了一点。

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书，爸爸的学问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他大学时读了不少书，后来在剧团也读了不少书。爸爸在剧团的同事说，团里资料室的书几乎让他翻遍了。爸爸还在剧团买书，买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之类的杂书，这样的书全剧团可能只有他会看。那是1972年年底的事。他给朱德熙写信说：“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吴其浚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及其长编。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。你说过：‘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’，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？对于文章，我寄希望于科学家，不寄希望于文学家。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。”

爸爸60岁之前看书是比较多的，以后除了写文章需要外，在家里不怎么看文学作品，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。他平时常翻的是过去看过的各种杂书，《容斋随笔》啦，《梦溪笔谈》啦，《东京梦华记》啦，还有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和各种诗话。此外，他还看些书论画论一类的书，杂七杂八。他觉得这些东西很有意思，比看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收获要多。爸爸常看一本真正的大部头的书，是———《辞海》。有时他要写文章时，先要把《辞海》打开，铺在床上，翻来翻去，然后再动笔。我们不知看《辞海》干什么。后来发现他是真有用。爸爸写过一篇《萝卜》，里面有一段话：“萝卜原产中国，所以以中国的为最好。有春萝卜、夏萝卜、秋萝卜、四秋萝卜，一年到头都有。”他去世后，我们给他编《全集》时，发现“四秋萝卜”讲不通。中国历来只有“三秋”之说，哪里来的“四秋”。也许是“四季”之误。但是到哪里查找核实呢？我们想到爸爸总翻《辞海》，于是试着也找了一下。果然，《辞海》中的记载是“四季萝卜”，而且表述与爸爸的文字很相似。

后来发现，爸爸的其他文章也有《辞海》中的一些材料。他写过一篇《马铃薯》，里面写道：“一早起来，到马铃薯地里，（露水很重，得穿了浅革幼的角胶靴），掐了一把花，几枝叶子，回到屋里，插在玻璃杯里，对着它画。马铃薯的花是很好画的。伞形花序，有一点像复瓣水仙。颜色是白的，浅紫的。紫花有的偏红，有的偏蓝。当中有一个高庄窝头似的黄心。叶子大都相似，奇数羽状复叶，只是有的圆一点，有的尖一点，颜色有的深一点，有的淡一点，而已。”《辞海》的相关描述则为：“地上茎略呈三角形，有毛，奇数羽状复叶。伞形花序顶生。花白、红或紫色。”“老头儿”把这段话打散了，把什么“奇数羽状复叶”、“伞形花序”之类的词用进自己的文章，显得挺“学术”。爸爸这样做是有自己的追求。他喜欢读一些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的文章，像《植物名实图考》，法布尔写的《昆虫记》，也想写写这类有些实在内容的东西，而不是一味说空话。为了弥补科学知识的不足，借助各种工具书也是自然的。

爸爸书看得杂，懂得的东西也多，文章不免写得也杂，有时对文学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。他不是书法家，但是谈过对书法的印象。他不是专业画家，也爱谈谈中国画的问题。我们对这些可是一窍不通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说到了点子上。只能从行家的反映中了解一二。爸爸去世后，我们想找个书法家写块墓碑，懂行的人推荐了大康。我们知道爸爸生前知道大康，参观过他的书画展，觉得很有水平，找这样的人写字爸爸大概不会反对。大康的名气很大，和爸爸没有什么直接交往，身体又不好，但是听说这件事立即答应了下来，大康说，爸爸写过一篇谈书法的文章，很大胆，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们不便说的话，因此早就知道汪曾祺。大康退还了我们带去的一点礼品，提出爸爸的《全集》出版后送他一套就行了。遗憾的是，爸爸的《全集》出版时，大康已经住进了医院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捎话说想看一看书，爸爸的《全集》上午送到，下午他就去世了，也不知道最后看了一眼没有。

大康提到的这篇文章我们知道，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上，题目就叫《字的灾难》。文章对刘炳森、李铎这样当红的书法家的招牌字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，提醒他们不要只迎合商业心理，也要照顾一下市民的审美心理。爸爸很少指名道姓地对文学圈中的什么人提出批评，但是对书法家却是这样。可能是他觉得不是同行说话尽可以随便一点，不会涉及派系，也不会有什么人当真，再有就是对一些人写的字觉得实在不敢恭维。

爸爸还有一些杂文则不太为人所知。他写过一本《释迦牟尼传》，是江苏教育出版社约写的，只出了一两千册，基本是赠品；写过新华社对外特稿———《北京人的遛鸟》。这本是妈妈的工作，但是她对此所知不多，于是就硬派到爸爸的头上了。这样的文章爸爸连暑名权都没有，但是还得格外认真，否则妈妈没完。

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。每天一清早，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，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、林木繁茂的去处，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。他们手里提着鸟笼，笼外罩着布罩，慢慢地散步，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，这就是“遛鸟”。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，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。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———多的可至七八笼。如果带七八笼，就非骑车不可了。车把上、后座、前后左右都是鸟笼，都安排得十分妥当。看到他们平稳地驶向通向密林的小路，是很有趣的———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，神清气爽。

爸爸原来在甘家口住时，经常一大早去玉渊潭遛弯，认识了不少遛鸟的，因此才能应承这样的文章。

爸爸甚至还写过一回广告。广东一家广告公司在北京西山的八大处建了个山庄，想出一本精美画册来促销，里面要介绍八大处周围环境的文字，必须有文化有品位，于是公司便想到了“老头儿”。尽管约稿出价甚高，是一般文章稿费的几十倍，爸爸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件事。负责联络此事的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一个小姑娘，在北京人艺呆过，以后去了广东。她人挺机灵又很懂事，和“老头儿”东拉西扯，海阔天空地闲聊，搞得爸爸妈妈都挺喜欢她，像看待自己的儿女一样。最后她提出自己的苦衷，希望爸爸帮帮忙，有了这份人情，此事才算谈成。